憲政理想的築構｜張君勱與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

1940年代的中國，正處於戰後重建與制度轉型的關鍵時刻。張君勱以學者與政治思想家的雙重身份，在混亂與分歧之中堅持以理性與制度構築國家未來，被譽為「中華民國憲法之父」。他將一生的憲政理念與實踐經驗，最終凝聚於1946年的《中華民國憲法》之中，為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奠定法理基礎。

張君勱的憲政構想，早在1920年代便已萌芽。1922年，他參與起草《國是會議憲法草案》，嘗試在北洋與南方政權並立的局勢下，以制度途徑重建統一與秩序。

抗戰期間，張君勱持續推動憲政建設。1939年，他受任為國民參政會「憲政期成會」委員，參與戰時中國的憲政籌備工作。儘管國難當前，他仍堅信「立憲乃國家長治久安之本」，主張以憲法取代人治，以法治保障社會秩序與人民自由。1940年3月，憲政期成會第三屆會議通過了一百三十八條《憲法草案》，張君勱積極參與討論與修訂，提出多項有關權力分立與人民權利的建議。該草案融合西方憲政精神與中國政治現實，試圖在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之間取得平衡，並強調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，充分反映他對民主法治的堅定信念。

1946年1月，張君勱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身分出席政治協商會議，參與制定戰後政治重建的藍圖。他主張建立責任內閣制，以確保行政問責與議會監督，並在多方勢力之間調和分歧，體現其兼具理性與妥協的政治智慧。

同年12月25日，為制定憲法而召開的國民大會在南京三讀通過《中華民國憲法》。這部憲法由張君勱起草，經王寵惠、吳經熊等人修訂定稿，成為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。憲法頒布後，雖在中國大陸僅實施三年，但隨政府遷臺後持續沿用至今，並經多次修訂以回應時代變遷。其核心精神──主權在民、自由權保障與法治原則──正是張君勱憲政思想的結晶。

對張君勱而言，憲法不僅是治理的技術文件，更是人民理性與道德契約的體現。他以學者的思辨與政治家的責任，貫徹「以憲為本」的理念，即使歷經動盪與失落，仍不改其志。張君勱的憲政藍圖，標誌著中國近代立憲運動的高峰，也為後世留下追求民主與法治的思想遺產。